移工、文化與攝影

文／吳靜如，TIWA秘書長，寫於2008/09/10

2006年11月，南港越勞砍死受看護人、砍傷雇主家人，隨後跳樓導致半身不隨的阿梅案，2008年8月21日下午4點，士林地方法院宣判：殺人罪10年；殺人未遂6年，合併執行13年，刑後驅逐出境…「阿梅，瞭解嗎？」，28歲，雙腳漸行萎縮的瘦小阿梅坐在輪椅上點頭「瞭解」……除了當時她搖頭拒絕被急救的那一次之外，這個當年被媒體稱為「外籍冷血女殺手」的阿梅，我從來沒再看過她搖頭。

檢察官在法官考量律師的責付要求時表示，「阿梅的精神狀況不穩定，若責付安置恐再造成社會問題…」法官詳細地、花了好幾分鐘解釋考量的原因並說明受責付單位應該提供的資料，「雖然你的雙腳需要復健，但是因為……法院需要考慮更多。阿梅你瞭解嗎？」在沒有任何母語翻譯的狀況下，阿梅繼續點頭，「瞭解」。

我想，阿梅不只「瞭解」法院的處分，其實，這一路走來，她也應該瞭解了很多事情的無法被理解…

移工文化

阿梅說，當初以為不能展延第三年要回家了，但是，寄放在雇主那裡的二年薪水，都還沒拿到。她想，如果回國沒有錢，小孩怎麼辦？村子裡的人會怎麼說？因此擔心得四、五天都沒辦法睡覺，精神恍惚。等她醒過來，發現自己犯下大錯，無以為對，於是找了附近的小學便往下跳…

在我們的庇護中心裡，一個二十出頭等轉換新雇主的年輕人，因為找不到新老闆而徹夜未眠。他說，雖然爸爸跟他講，如果找不到老闆，就回家吧。但是，回去之後，全部的人都會說爸爸的小孩出國沒有賺錢回來，會笑爸爸，他不能回去。幾年前，一個因為工作傷害而斷了手掌、聰明俐落的越南女孩說，她原本論及婚嫁的男友很久沒有到越南家裡了，她擔心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這個越南女孩回國後，稍來訊息說，男方家長要他們不要再聯絡了…

成功，才能回來。

不成功，便得準備好以在他鄉異國的形單影隻面對百年積累的家鄉文化壓力。

1997年左右，在台灣，有關移工的紀錄片還非常少見。我帶著一片難得的、非常令人感動的移工紀錄片，一股勁兒地就到全台有移工的場所播放，教會、聚集所等等，希望這個片子得以喚起在台移工對於勞動權益的覺醒。每一場，來看片子的人都不少，對於相關法令的說明，大家也都很認真關心。片子確實很感動人，在場眾人多淚不成聲。然而，再談起在台灣的工作、生活情狀、對於家鄉的想念等等話題時，大家卻多是沈默不語。

一直到在移工圈工作多年之後，我才逐漸瞭解，移工，除了背負著家人的期待、背負著龐大的債務、背負著「衣錦還鄉」的壓力外，進入到不熟悉的社會、進入到別人的家、別人的生活，其實除了工作專業上的需求外，更需要心理上的專業---減少自己的感官知覺。最好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家裡的老公是否會有外遇、不要想家裡年邁的父母健康是否可以穩定、也不要想家裡的小孩在缺乏母親的關注下會不會變壞）、最好不要瞭解太多（不要知道台灣人為什麼叫他們「外勞仔」；也不要知道為什麼在台灣的白人可以換老闆，自己就算面對苛刻的僱主也不能換老闆）、所以更不要期待太多（不要期待老闆會對你多好；不要提出休假的要求，因為仲介可能會將他遣返；就算食物不足、睡眠不足也不能說，因為老闆不會同意他休假）等等。唯有如此要求自己，才可以持續地工作。減少自己的感官知覺，不要把自己當人。逐漸地，台灣社會也習慣藍領移工是一群在台灣的無聲勞工。

攝影工作坊---文化，必須從日常生活的理解開始

這樣的情形，在移工攝影工作坊開始之初，也同樣地發生。

我們試著降低語言/文字的阻礙，用移工們熟悉的方式和工具，讓他們在長期被環境形塑成習慣沈默的狀況下，逐漸的表達感受、說出感覺。

攝影工作坊的初階課程，從「被拍攝的移工照片」的討論開始。

幫小孩穿衣服的移工、扶著阿媽從輪椅上站起來的移工、面對整潔工作環境工作著的廠工、吃著喝著唱著跳著的移工…在看完一連串被拍攝者的移工圖片後，在經過引導和鼓勵之後，大家逐漸開始討論看到了什麼、想到了什麼。

有人說，「那個幫小孩穿衣服的移工，看起來好像很累，那兩個小孩看起來很皮…照顧小孩很不容易，隨時都得注意她們…」，有人說「扶著阿媽的移工跟阿媽好像很親近…我的阿媽常常會罵我，我怎麼做都不對…」，有人說「那個在乾淨的廠房裡工作的廠工，其實是很累的，因為我做過工廠的工作，很無聊、很單調，而且，一整天做下來，有時候連上廁所、喝水的時間都沒有。她的工作環境雖然看起來不錯，其實是很累的…」她們說著的，其實是照片背後的故事，是她們共同經驗的連結。

「在台灣的移工，大部分的時候很辛苦，是嗎？」大家頻頻點頭。「可是，為什麼這些移工被拍的照片裡，很少看到生氣、難過、擔心、寂寞呢？」學員們進入專注的安靜。再拿起相機時，她們知道了在相機前後的差異。

經過了攝影工作坊將近兩年的互動和運作。學員們才開始習慣表達，也開始瞭解原來，他們也可以表達。

…I never thought that pictures can talk, not until our instructors taught us how to make an ordinary scene into a more interesting one, which I’d say, is really worth the time and efforts to practice. Other than learning photography, I also got to meet people and made friends in the classroom. This workshop made us become more attentive and mindful to the places, the people and the culture of Taiwanese…
--Cyd Charisse B. Sannoy¹

不只透過拍攝、面對自己的情緒需要勇氣；「拍攝」這個動作本身，對掌握鏡頭的移工來說，更需要面對被拍攝對象的勇氣。工作坊初期，學員們從遠遠地、帶著距離的拍攝，到鼓起勇氣與被拍攝者說話，短短的時間內，非常大的躍進。學員Ellen說，「我怕警察，可是，我很想拍警車，因為台灣的警車都一樣。在菲律賓警車什麼樣子都有。那天，我鼓起勇氣去拍…」；中文很溜的Vangie說，「我跟賣冰淇淋的阿伯說我要拍他，他就面對我笑，給我拍…」我們看到學員們拍攝的手腳穩了，心也穩了。
一支插在門上的鑰匙、一片習以為常的旗海、一個毫不起眼的客廳角落、一隻自拍的手掌、一張少了一副碗筷的餐桌、一棟現代化的帷幕大樓…我們看到了學員們開始拍感受，開始拍擔心、開始拍害怕，也開始拍開心、開始拍落寞，同時開始提問、開始幽默。

其實有勇氣與膽識漂洋過海的移駐勞工，並非愚昧無知或低賤遲鈍，他/她們一樣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感性的心靈；但是因為她/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以及壓制的社會結構，使他/她們難以說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作為有能力飄洋過海的勞工、有能力面對辛苦的工作條件和疏離的生活環境的人，對於這一切的感受和看法，並發展出正視自己、移工主體的觀點。

承載著國際間經濟差異、文化差異和階級差異的在台移工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貧富間的差異逐漸擴大。不僅在一國之內貧富差距加深，更在國與國之間造成了差距。財團的擴張、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為解決其嚴重的失業問題，必須以輸出廉價勞動力勉強解套。因此勞動者被迫跨國遷移的現象，進而產生。」------這個邏輯，大概是我們都耳熟能詳地對於目前移工現象的基本理解。

經過台灣16年來存在的移駐勞工經驗，大部分的人也都知道，目前台灣移工政策的幾個管理重點：一個蘿蔔一個坑，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在台期限最多9年、僅能從事許可內的工作、家庭類的勞工不受勞基法保障等等；另一方面，也多聽過移工常見的問題：高額的仲介費用、過重的工作量、家庭類勞工的全年無休、及積欠薪資等問題。

對於存在台灣的這幾十萬移駐勞工，我們的主要印象是：他們是一群來自經濟落後國家的勞動者，來經濟較發達的台灣賺錢。除了家中聘有移工的雇主，對移工的認識來自日常的接觸及仲介的”耳提面命”外，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於印尼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及泰國人等的認識，可能多是「這些國家有很多便宜又美麗的旅遊景點」、「他們的傳統服飾及舞蹈美麗、特別」或者「這些國家的食物好吃又不貴」等等一般食衣住行的訊息。再者，或基於對於國家政策的尊重，大部分的人不假思索地認同目前台灣政府的移工政策，認為這群來自落後國家的勞工，應該受到「管理」。

因此，很少人在考慮”台灣要有多元文化發展”、”台灣要國際化”、”台灣是個現代的民主社會”時，會想到要問問他們的意見；而更少人願意承認，其實這些遠從他鄉，千辛萬苦，以極其有限的條件，想方設法要開創未來的勞工，其實帶著我們常自我期許的能耐和毅力。

然而，如果全世界小孩的”夢想”都是吃麥當勞、穿耐吉、到迪士尼，所謂的多元文化可以從何說起？藉著移工攝影工作坊，我們企圖透過勞動文化的角度，從移工的領域，帶出不僅僅是食衣住行異國情趣的多元，更是生活/勞動/文化的多元。

希望將來會有一天，任何一個「阿梅」都可以不用害怕地向僱主說出她的擔心，任何一個「阿梅的僱主」都可以理解來自他國移工的心聲。雖然當代社會離實質民主/人民作主尚遠，但，至少必須逐漸地平等。這是我們基本的信念。

¹翻譯：…之前我從來沒想過照片會說話，直到攝影工作坊的講員引導我們如何把一張無聊的照片變得對觀眾有吸引力，我才領會為什麼這個工作坊對我及其他學員，會這麼值得投入時間和心力。而且，我不僅學到經驗還交到朋友、認識好多不同的人。攝影工作坊也讓我們更加用心關注周遭空間、人、以及台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