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暫停之家」移工攝影展，從台中到台北，從西區公園到東區商圈， 我們決定在網路上開放大家點閱，全長十分鐘的影像記錄－－

背景音樂是印勞組織IPIT和黑手那卡西的創作，
優傷而美麗的歌聲，是家務移工離家勞動的心情。

另外也可進入相簿觀看個別作品：請點我

暫停之家─移工攝影展

• 攝影：張榮隆
• 策展單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 展出日期：2010年5月1日～5月31日
• 展出地點：新光三越／法雅客攝影走廊（台北市松夀路9號，B2）
  　　　　　台北市電影主題公園／都市藝術方塊（台北市康定路19號）
   

手冊內容：

◎ 移工的話

◎ 拍攝者的話

◎ 志工的話

◎ 組織者的話

文／張榮隆

入門

對我來說進入拍攝的分界點在2006年中，那時候工傷協會開了一個影像班，教協會會員用影像訴說自己的故事。左手可以拍照或是攝影嗎？不管哪種器材市面上所有的影像紀錄器材根本沒有左手使用。如果想要使用這些影像器材，那自己就必須想方設法去解決這難題，不然就只有放棄一途。

左手可以拍照或是攝影嗎？這是當時猶豫的癥結，沒有左手使用的器材，那另一個辦法就是自行設計輔具，兩種之間哪一種改裝可行性較高，那時候有一位好友迷上拍照而買了台單眼相機，藉著拿他的相機當雛形想像改裝的可行性，猶豫同時好友又在一旁慫恿，當然也是因為科技的進步，數位化器材操作變簡單許多，讓自己設計製作輔具可以使用。

I am Joseph Ernest Estrella aged 28, I am married for 6 years and blessed with 2 beautiful daughter and one cute little boy (7 months), my wife gave birth while I'm here in Taiwan. I have 10 siblings back in the Philippines, 5 boys and five girls and I am the fifth one. My mother is a dedicated teacher in elementary school in Manila while my father stays at home due to some illness (hypertension).

I took up my college at System Technology Institute near our place, it's a two year Dimploma course in Computer Science, unfortunately I stopped studying in 2004 due to lack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got married at early age. Back home I worked in a hotel at the recieving area as a porter and a steward in that hotel kitchen.

When my contract was finished I decided to apply oveseas, an opportunity came trough my friend so I applied immediately as a fisherman in Coastal Marine Safeway Manning Agency 2322 Singalong St. Corner Zapanta St. Malate, Manila.

翻譯／吳永毅，TIWA專員

菲律賓籍的Joseph今年二十八歲，2008年12月來到台灣，在蘇澳的一艘漁船上擔任漁工。他隨著漁船至遠洋漁場作業，每天睡地板、只供兩餐，卻得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連覺都沒得睡。八個多月後漁船回到了蘇澳陸地，仲介給了他一個米色回收信封，上面寫著「20418」，那就是他工作八個月的全部所得…

17萬移工休假權不及吳敦義是否與某女性吃過飯重要？－－記一場很跳痛的抗議情境
文／陳素香，TIWA政策部主任

在勞委會樓下，突圍堵到行政院長吳敦義，把移工要求「我要休假」的文宣、頭帶遞給他，覺得很爽！但是回來看了新聞，卻是一整個爆笑跟荒謬。

而這個荒謬感，無論如何要把它記下來，一來實在是很好笑，二來留給研究媒體/政治的學者們一個活生生的有趣素材。

文／陳素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人員

這幾天看東莞職災工人殺台商的新聞，頗有感觸。

因為對照著自己手邊正在處理的一件移工職災個案，心想著那名失控的中國職災工人究竟經驗了什麼過程而走到這樣毀滅性的地步？我正在處理的這個移工會不會也終將抓狂失控？

這個移工叫HADI，印尼籍，29歲，男性；2008年一月六日入境台灣，在林口一家塑膠裁切工廠上班，一月十八日因機器操作錯誤，幾乎完全切斷右手臂（僅剩少許的皮肉相連），緊急送醫後，做了截肢結合手術，二月二日出院，過農曆年，然後二月十二日春節過後開始上班，完全沒有醫療期間的休養期。因為右手無法工作，雇主要他使用左手。長庚醫院的復健安排均在白天，雇主也不願意給他工傷假，於是安排他上夜班工作，白天用自己的時間去做復健。

由於使用不習慣的左手工作，裁切工作也非單手可以完成，HADI經常要用受傷的右手臂去協助左手的工作，因不當使力，他的右手截肢接合手術復原不佳。2008年八月三十一日主治醫生再次幫他做重植手術，九月四日出院，九月十四日又開始上夜班。

這一次手術，醫生還從HDAI的腳上取了一小段神經去接在右手臂，因此影響的不只是手部的工作，還包括站立的問題。然而HADI還是沒有機會休息，白天去復健，晚上上夜班。

文／吳靜如，TIWA秘書長，寫於2008/09/10

2006年11月，南港越勞砍死受看護人、砍傷雇主家人，隨後跳樓導致半身不隨的阿梅案，2008年8月21日下午4點，士林地方法院宣判：殺人罪10年；殺人未遂6年，合併執行13年，刑後驅逐出境…「阿梅，瞭解嗎？」，28歲，雙腳漸行萎縮的瘦小阿梅坐在輪椅上點頭「瞭解」……除了當時她搖頭拒絕被急救的那一次之外，這個當年被媒體稱為「外籍冷血女殺手」的阿梅，我從來沒再看過她搖頭。

檢察官在法官考量律師的責付要求時表示，「阿梅的精神狀況不穩定，若責付安置恐再造成社會問題…」法官詳細地、花了好幾分鐘解釋考量的原因並說明受責付單位應該提供的資料，「雖然你的雙腳需要復健，但是因為……法院需要考慮更多。阿梅你瞭解嗎？」在沒有任何母語翻譯的狀況下，阿梅繼續點頭，「瞭解」。

我想，阿梅不只「瞭解」法院的處分，其實，這一路走來，她也應該瞭解了很多事情的無法被理解…

訪談／張榮隆

我叫潘氏鑾（PHAM THI LOAN），我來工作三年後回家休息二十天後我再來，到六月二十八號滿一年。知道可以到台灣是因為…我老公的….阿伯，姐姐的…女兒來台灣這裡工作五年了，她說可以來台灣工作，而且說老闆對她很好，五年了！她一樣是照顧阿公，她來台灣已經第二個兩年，回家一個月又來現在還有一次兩年，現在她在苗栗。

故事的開始，從仲介談起

我來台灣工作是經過一個叫”競仁”的，他是當老師六十多歲了，在河內學校?國語，他幫公司(仲介)找來台灣工作，公司也叫他?我們國語。因為我認識那個人所以他也就沒有收我那五十塊美金的仲介費，如果沒有認識”競仁”……..每個人他要收五十美金，公司也會給他錢五十塊美金，所以他介紹一個人來工作可以拿到一百塊美金。

那時候他介紹八個人來(台灣)，現在還有兩個人在台灣。有一個工作三年後回家不要再來了，一個一年多回家，我不知道甚麼事，講的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還有一個人工作一個月太累了，打電話給仲介求救要換雇主，來一個月公司就被送回越南去了，欠了很多錢了。然後還有人來一年八個月…兩年都跑掉，有人四個月，有人七個月就跑掉，工作太累了老闆不好！也有被警察抓到送回家。他介紹八個人來，現在就我和阿伯那個女兒還有媳婦(指越南親戚)，那個女兒三年回家後不要再來了，還有一個媳婦跟我一樣來四年了。

越南仲介在那邊我們要給他一千美金，我們在那邊學兩個月國語，吃、住也那裡包含飛機票，如果台灣有老闆要我們就可以馬上來，如果沒有老闆要，還有學三個月、四個月不一定的。我們要來台灣前公司要我們寫那個借錢的！公司說我們如果沒簽名，我們就不可以來台灣工作，要我們回家去。我們給公司那一千塊美金都是借銀行錢，如果沒有寫就不能來台灣工作。一定我們寫要我們簽名，還要要蓋紅紅的那個(手印)。有仲介公司沒有給她（其他外籍移工）簽名，假的簽名！沒有那紅紅的，所以她拿到勞委會，仲介要還她幾十萬，一年多扣了十二萬。

仲介要賺錢嘛！台灣仲介要賺錢，越南仲介也要賺兩邊都要，我來第一年公司扣十二萬…..，然後我賺到八萬寄回家了，還銀行錢一千塊美金。錢我是用房子跟土地借的，如果沒有還銀行房子就沒有了。那是好多錢啦！一千塊美金我們一輩子都沒有那麼多錢，如果我來台灣碰到壞老闆被送回家，一輩子也沒有錢還。如果我來台灣碰到壞老闆被送回家，那我不敢回家了會去南越工作，沒有錢啦！不敢回家。我們北越比較苦南越比較好一點。

文／顧玉玲，TIWA理事長

我們傍晚時分看見她們在街角等垃圾車，倒完垃圾後又匆匆趕回家洗碗帶小孩；我們在醫院、公園看見她們推著輪椅慢步前進，而輪椅上的老人、身心障礙者才得以出門散心、曬太陽。至2008年，已有為數十七萬的外籍看護工進入台灣人的家庭，承擔老、弱、病、殘、幼的照顧工作，緊密生活在一起。

然而，一個語言不通的「外來者」進入個別家庭裡，彼此近身、長時間的相處，與家中原有的多重脈絡、關係碰撞，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化衝擊與衝突、或互動、扶持呢？而移工飄洋過海來到工作，因為語言與階級的差異無以清晰表達自己的心聲，又在經驗著什麼樣的歷程呢？這些都是隱藏在大都市的角落、看見卻聽不見的「室內二重奏」。

1. 從劉俠事件說起…

2003年2月7日凌晨四時，前國策顧問劉俠遭印傭維娜毆打送醫，次日凌晨時分因心室震顫、急救無效身亡。

劉俠因類風溼性關節炎導致四肢萎縮，全身多重障礙，但以筆名杏林子出了許多幽默豁達的書，文章多次入選中學國文教材，她以自身的經歷長年投入台灣殘障福利運動，於1982年創辦「伊甸園」（後改制為全國性的「伊甸基金會」），1989年聯合全國73個身障團體組成「全國性民間殘障團體聯盟組織」（後改名「中華民國殘障聯盟」），2001年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一名受人敬重的社福先鋒，竟然因心神喪失的印傭半夜毆打，間接導致猝死，得年六十一歲。此事震驚全台，新聞都上了頭版頭條。

1. 本文發表於「台社二十週年會議：超克當前知識困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主辦，2008/09/27，世新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
2. 現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英文簡稱TIWA）理事長。本文的主要觀點經與工作人員陳素香、吳靜如、曾涵生、龔尤倩共同討論而成。

◎ 請點此下載全文

全球化下，勞動者藉工作或婚姻跨國遷移，同時也面對國家對疆界的種種管制。由美國所主導的「反人口販運行動」，近年來在台灣大有斬獲，由上而下全面發動的「防制人口販運行動」，快速挪用各部會原有預算，以犯罪偵察為核心，鎖定性產業、跨國婚姻展開查緝及監控，卻對早已奴工化的外勞處境視而不見。國家藉「人口販運」議題，納入特定對象加強控管，卻排除相關政策的全面檢討，檢警調張開天羅地網搜尋「受害人」，藉保護為名而進一步污名化、罪犯化、邊緣化特定行業及特定族群。同時間，由民間發動的反奴工制度就是反強迫勞動，而反奴工運動適足以暴露反人口販運迴避外勞政策的壓迫。
本文以社會運動的警覺，收集相關新聞剪報、官方報告、及民間團體文宣，檢視整個國家治理的操作過程中，「防制人口販運行動」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什麼被排除？什麼被納入？什麼被大聲疾呼？什麼被視而不見？為什麼？這個區辨受害者／非受害者的認識框架，由美國移植來台，由上而下地貫徹台／美官方意志，迴避了真正剝削的勞動處境，成為官方遂行國界控管的障眼法，也成為民間混淆視聽的假議題。

關鍵字：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反奴工制度，性產業，跨國婚姻，外籍勞工

1. 本文發表於「在地人權之保障與實踐國際研討會」，中國人權協會、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主辦，2008/10/03，成功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2.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本文的基本觀點是近三年來與台灣國際勞協成員陳素香、吳靜如、曾涵生、龔尤倩共同討論而成。

◎ 請點此下載全文

Aunt Benny----寫在2007/12/09移工大遊行之前
文／李俊達

小時候的我，是被幼稚園拒收的，到了後來，只唸過兩個月的幼稚園。因為，我不會說中文，和帶我長大的Aunt Benny一樣，不會說中文。我們彼此之間講的是英語，但我不是什麼ABC，她也不是什麼歐美人士。她來自另一個島國----比台灣更靠近赤道一些的菲律賓，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一般人可能都習慣用「菲傭」來稱呼她的身份。

作者：吳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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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外籍幫傭及監護工的勞動和休息時間均在雇主的家庭空間內進行，幾乎沒有個人隱私和自由，迫使此類外勞只能在假期於優勢異文化（即「台灣人」）的公共空間聚會或進行隱私活動，使其族群和階級的特殊性易受攻擊。具工運視野的北市勞工局於2002 年開辦「外勞文化中心」，試圖從實質空間的資源重分配，突破台灣人的空間獨佔權力；承包該案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將中心取名為HOME (House of the Migrants' Empowerment)，希望成為凝聚外勞主體認同的「政治的家」；實際運作後又意外成為外勞「生活的家」──最頻繁的自發性活動是下廚、聚餐和補眠。2004 年勞工局異主，學者出身的新局長以「為達資源有效運用，避免設備於非假日閒置」為由將中心關閉。首先，本個案說明了家務勞動（即再生產勞動）商品化/私有化，所衍生的多層次空間性社會排斥，攪亂了一般空間理論的「私密－公共」分析光譜。第二，它說明了中產階級的時空慣習如何主導了主流空間論述，並轉化成實質的社會排斥政策；第三，關閉中心的理由﹐又說明了空間論述如何生產著排斥性的空間秩序。

The Demise of Guest-Worker Program?
--The comparison of Taiwan and German Guest-Worker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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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龔尤倩**

摘要

歐洲封建時代與歐洲殖民擴張時期，封建地主與殖民者尋覓新的勞動形式，隨著英奴隸制度在1838年正式被廢除，曾與奴隸制度並行的苦役契約工 ( Indentured servants /servitude) 也在1917年被英國廢除。二次大戰後的客工，成為資本社會進程中一種新型的奴隸形態。它允許廉價工資制度化，使工人充分滿足資本市場的需求，這群人在社會上既無權利也無種族平等的可能，族群分化，同時也削弱這些得以保護勞工的社會運動及工會組織。

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台灣和德國對於外籍勞動者採行了客工制度，而非長期居留式的移工政策。台灣政策制定者擷取1955-1973年德國的客工制度，然而，因為家庭團聚政策與國際組織的倡議，還有資本家與宗教的作用，使得德國的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客工成了移工，在德國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台灣成為政策制定者極力要避免的現象。然而，經過十五年的台灣客工政策，實務中反映出台灣客工制度的問題結構造成外勞處於奴役的狀態；2002年，台灣政府允許外勞的工作居留延長至六年，跡象顯示奴工式的客工將可能成為長期居留狀態。而德國的例子說明了，國家認同可以隨著社會現實而轉化為承認包容多元族群。藉由歷史的追溯與比較，筆者試圖還原對於德國移工由「工變成民」的脈絡，並闡述家庭團聚、國際組織等政策所扮演的關鍵。當然，台灣與德國的比較，夾雜在太多不同脈絡下，很多切點值得再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