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伏擊 女外勞刺死早餐店老闆娘」––這個新聞一出來,不禁心頭一驚,不知道又會有多少人叫罵,將外勞與潛在犯罪者聯繫在一起?TIWA長期處理移工勞資爭議案,我們知道這件事絕非單純仇殺,背後牽涉的是整個台灣社會長期漠視的結構性歧視。

或許再回溯一些時光,那個皮膚黝黑、五官深邃的年輕面容會浮現在你眼前––湯英伸,失手奪去三條人命的鄒族大男孩。

1987年,解嚴前夕躁動不安又壓抑的台灣,洗衣店老闆夫婦與他們的女兒倒臥在血泊中失去生命,行兇的是僅在洗衣店工作九天的湯英伸。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那個原在師專唸書、品行良好的年輕人竟會犯下如此罪行。經媒體追查,才發現洗衣店老闆沒收他的證件、苛扣薪資、施以暴力,並以「番仔」––這個對原住民的歧視性用詞來羞辱他,才引發年輕靈魂的氣血暴動,失手奪去對方性命。

殺死早餐店老闆娘的Ani是一名逃跑外勞。逃離原雇主後到新竹的早餐店工作,她說期間早餐店雇主對她苛扣薪資,並罵她「爛貨」、「笨」、「狗」,不堪剝削與凌辱才埋下殺機。

殺死早餐店老闆娘的Ani是一名逃跑外勞。(資料照,記者王駿杰攝)

在TIWA接觸到的個案中,許多來台不久或不善中文的移工都會講非常標準的「幹拎娘!」。「因為老闆常常跟我講這個啊!」是他們一致的理由。當然,並非所有雇主都會如此對待外勞,但是這寫實地反映出外勞日常生活的一個血淋淋側面,而這些或大或小的歧視,都預示著壓迫的積累有一天可能爆發。

如果今天一個台灣人被雇主以言語羞辱或肢體毆打,他可以說「老子不幹了!」,找尋下一個工作機會,但外勞不能。在「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制度下,一個蘿蔔一個坑,每個外勞都登記在特定雇主或公司名下,動彈不得。如果遭遇到職場霸凌又求助無門,他們只有兩條路––回家或逃跑。

回家、回家,談何容易?背負著巨額的仲介費、貸款、家庭生計,如何能回家?

回不了家,只能逃。一但逃,就得一直逃下去。

外勞回不了家,只能逃。一但逃,就得一直逃下去。(資料照,記者林孟婷翻攝)

逃跑對移工來說永遠是最後的選項,必須承受極大風險,沒入沒有明確規則的地下經濟之中,苟且偷生、討價還價、四處流竄。運氣好,有工作可做;運氣差,工作完勞闆不給薪,只能摸摸鼻子離開,你沒有資格跟老闆討,因為你是逃跑外勞。

你逃了,你就是一個沒有權利的人。老闆叫警察來,你就只能被抓遣返,沒有人管你先前受了什麼委屈,沒有人管你為何而逃。

這一個個逃竄的生命並不是潛在的犯罪者,他們比任何一個人要小心翼翼活在匿名的世界裡,為著能夠賺錢養家,至少將仲介費還清,沒有負累的返鄉。許多雇主卻利用這點,趁機剝削這些沒有條件反抗的人,尤其他們是在文化、國族、階級上都「不如台灣」的深膚色奴隸。台灣人的手輕輕一揮,他們就被掃落懸崖。

許多雇主會趁機剝削這些沒有條件反抗的逃逸外勞。(資料照,記者王俊忠翻攝)

在法庭上說「我犯了滔天大罪,願意接受國家制裁」的湯英伸,人人都在一旁喊著要他償命,於是「砰!」的一聲,子彈穿透他胸膛,他死了,人們也就遺忘了,島嶼生活輪轉如常。

Ani日前被送進看守所,人人如解嚴前夕皆喊殺之。但請回頭看看這個島嶼的制度與結構,如何將一個個漂洋過海的南洋身體浸泡在滾滾惡水裡。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

飄零與人權》逃不走的歧視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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