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湖女童命案激起社會對於精神病患的恐懼,儘管小燈泡的母親強調這樣的事件並非政府急就章立法就可以解決,但仍可見政府隨即大動作掃蕩「潛在犯罪者」。

政大「搖搖哥」成為政府「落實社會安全」的第一個祭品。從民眾側拍的影片可見,警察強行將拒絕就醫的搖搖哥架上救護車,載往專門治療精神病患的松德醫院住院。這起「被就醫」事件,不只顯露出政府急著按捺民心的粗糙手法,也再度展現執政者強行進行的劃界工作。原來並非應立即就醫的搖搖哥,在政府「放寬」精神病患強制就醫的條件下,馬上被劃到「有傷人及自傷之虞」的一邊,成為基層公務員「依法行政」的白老鼠。

每每發生重大事件,政府的第一反應都不是做基礎的通盤檢討,而是馬上透過強力的行政權來穩定其統治正當性,以懲罰潛在犯罪者做為公開示眾的儀式。不只是精神病患,貧窮者、遊民、愛滋病患以及東南亞移工都是政府眼中有危害社會安全之虞的潛在犯罪者,也是在劃界工作中最容易被擺弄的一群人。

今年三月比利時布魯塞爾發生伊斯蘭國(ISIS)攻擊事件,是時印尼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局長瓦希德說,包含台灣在內亞洲民主國家的印尼移工容易成為ISIS吸收的目標,頓時移工又從潛在犯罪者被推向「恐怖分子」的一邊,成為政府列管的對象。

在此期間,TIWA辦公室不斷接到媒體電話,詢問我們對此的看法,彷彿以移工為行動者的攻擊事件即將在台發生。比起「移工是否會成為ISIS吸收對象」,也許我們更應該從其他角度思考。

一、目前在台灣有一半的移工是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家庭看護工,幾乎二十四小時待命工作,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三年未休過一天假,他們如何參與ISIS的組織工作?即便是有工時、工資規定的廠工、漁工,在勞雇雙方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許多移工無法拒絕加班,休息日、例假日強迫加班的案例層出不窮,假設他們好不容易得到一天休假,長期超時勞動的疲憊身體如何進行ISIS的攻擊行動?

二、每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和媒體就將焦點放在這些「危險」的移工身上,彷彿在事件的催化下,他們「突然」變得「好像會從事恐怖行動」。然而在我們的經驗裡,即便沒有特殊的重大事件,日常生活中他們一直那麼「危險」。以TIWA辦公室附近的公園為例,每到週日,放假的移工與朋友逛街、聚會、消費,只要在公園群聚笑鬧、喝點小酒,就會被附近的住戶投訴,警察也會前來要求解散,好像只要移工一多,就會發生無法掌握的危險情事。

尤有甚者,我們的印尼勞工朋友在運動場從事印尼傳統氣功,做為工作之餘的休閒運動,卻再三被警方以「全身穿黑的像ISIS」而刁難、警告,印尼朋友們沒辦法用中文向警方解釋他們只是在運動,無奈之下只好請我們協助,在紙上用中文寫著「我們只是在運動」,希望警察不要再過度關切他們。

  正常/不正常、危險/不危險、乾淨/不乾淨、健康/不健康的劃界一直在進行著,而劃定邊界的權力一直掌握在有權者的手上,或許是政府、資本家、政客、醫生、律師,從來不會是由被劃進「惡」那邊的人來劃定。而重大事件是歧視和排除合理化的煙霧彈,好讓掌權者對不確定、無法掌握、不可預測之人開刀。邊界隨他們怎麼劃,這些「被劃定」的人就在不斷的劃界中被來回擺弄,而移工,永遠都會是那麼「危險」。

(原文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654698

飄零與人權》移工永遠那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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