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y attention to the 3 migrant workers dead due to SARS

台灣通報SARS死亡病例中,已經有三名印尼籍的外籍監護工,這實在視一個令人驚悚的數字,外勞的死亡率幾乎佔了全台SARS死亡率的三成!這樣的數字赤 裸裸的告訴台灣社會,外籍監護工已成為這一波台灣SARS防疫戰役中,犧牲最多的勞動者。全台灣十一萬的監護工與外籍幫傭,她們填補了台灣許多家庭的看護 需要,除了沒有護理人員專業執照之外,她們就像是台灣的「私人護士」,為無數家庭提供看護需要與社會孝道,她們往往必須陪伴病患至醫院看病,甚至代替家屬 在醫院照顧病患,這是為甚麼在這一波感染中有這麼多的外籍勞工。在台灣醫院生態中,即便四處可見外籍勞工,但是當社會在為無數的「抗疫英雄」致意之際,對 於這一群離鄉背井在台灣討生活的外籍勞動者,社會總是缺乏應有的關注。

SARS的侵襲根本是不分國籍,在香港SARS疫情擴大之初,也有外勞因感染SARS致死,因為工作屬性的緣故,這些外籍監護工感染SARS的機率其實是 相對的高,但是台灣一下子就死了三位外籍勞工,所佔比率卻是世界之冠!就連疫區香港目前不幸往生的約170名SARS病例中,外籍勞工佔了6位,比例也遠 低於台灣。為甚麼台灣會有這種現象呢?

台灣的外籍監護工其實面對著許多結構困境,這些困境會陷她們於整個防疫火線上的弱勢地位。自防疫措施啟動之始,我們就不斷疾呼透過不同管道應有相關雙語資 訊,提供給外籍勞工;因為語言文字的弱勢,使得這些外地人十分困難直接取得相關的防疫資訊,只得透過語言不通的雇主或是以訛傳訛,來捕捉相關資訊;甚至有 外勞告訴我,雇主說只要有發燒就是得到SARS!還有許多外勞因為SARS難以入眠,而想要提前解約離開台灣。這都顯示資訊不足所造成的恐慌,這些狀況使 得她們難以有正確的防疫資訊與建立正確的自我保護機制。

其次,外籍勞工往往在來台灣之前就已負債累累,不論是仲介費或者是化名的安家費,都使得他們擔心因身體病痛而產生的請假問題,因為一旦請假,就必須要面臨 扣薪會直接影響到她們的薪水收入。而且,一旦有病痛就醫,又必須面臨就醫資訊不足與語言溝通的問題。因此,醫療資源弱勢的外勞往往就會選擇自我壓抑,許多 外勞靠著購買母國成藥來解決自己的病痛,也藉低了她們對自己身體狀況的病視感。

再者,許多外籍監護工身兼數職,不但要照顧家中老病人口,還要照顧孩童與家中的清潔工作,因為不受勞動法規的保障,超時工時、沒有休假、低劣的勞動條件, 是她們共同的特色;有些外勞甚至是長時間陪伴著病患居住在醫院裡,一年半載的,醫院成為他們在台灣的家,只能依賴每天中午與晚間外出買便當的時間喘口氣; 種族歧視更加深她們在勞雇關係中的弱勢,許多外勞對於雇主的指示更是噤不出聲。在這樣的勞動強度高的勞動處境之下,更會削弱他們對抗病毒的抵抗力,降低他 們的免疫系統。這些結構問題,都是導致外籍監護工成為台灣防疫火線上的弱勢。

外勞不應該成為這一波SARS防疫中的孤鳥,更不應該將SARS定位為個人化的不幸遭遇。SARS所造成的社會恐懼,使得人人力求自保,既有社會資源條件 的好壞鞏固了原有的權力機制,社會弱勢族群更容易被漠視,甚至是邊緣化、問題化。三位外勞的不幸死亡,是一個重要的警訊,反應著外籍監護工的結構困境,社 會對這一群不幸殉職的外勞似乎沒有太多的同情!彷彿因為外勞來自經濟發展較台灣落後的國度,就失去了其在台灣社會作為的人的主體,這是台灣社會的傲慢,諷 刺的是,台灣人因為這一次SARS風波登上世界新聞,台灣人會不會成為下一波世界村中被歧視的「有色人種」?如果我們不能從與外籍勞工、外籍新娘的對待關 係中表現出包容與尊重,重複操弄經濟強權邏輯將自毀台灣的世界形象。

正視三位外勞死於SARS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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