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8 文/陳秀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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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日(7/15)來自菲律賓及印尼的勞工,在台北車站南三門,針對目前進行的勞基法修法及討回七天國定假日的公投連署,舉辦了「本勞移工衝連署 不分本外爭勞權」記者會。這本來是一個平常不過的記者會,移工排排站在布條後面,笑嘻嘻的拿著手舉牌自拍耍帥,練習為記者會排練的「共同生活共同決定」舞蹈,用不輪轉的中文練習的口號再取笑其他工人講得很爛。現場瀰漫興奮歡樂的氣氛。就在記者會正式開始,一直站在旁邊的一位中年女性的言行讓現場氣氛丕變。

「滾回去!」「你們都是難民滾回去!」「拋家棄子還在這裡跳舞!」她伸長了手,站到記者會正中央,手指離第一排的移工大約只有十公分,對著移工咆哮。

作為記者會主持人,我先用身體把她隔開,其他同事也幫忙安撫她,但這些動作顯然沒用。當我開始說明記者會的訴求,提到移工來台從事最低階辛苦的工作,勞基法規範的勞動基準其實是移工的最高標準,但這次修法卻沒有對這群最受影響的工人有任何的說明,連公投都因為不是台灣人,被排除了參與資格等等。她又回到中央對著我吼,說謊、說謊、說謊,他們賺走台灣的錢,台灣被他們拖垮了。另一位阿伯,則是一語不發,持續用身體撞開站在一起的移工。

無獨有偶,同一天下午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跟越南移工工會,也在桃園車站前舉辦了相同議題的記者會。一位中年男子站在旁邊聽著,口中碎唸著「太多了太多了」,後來忍不住開始批評台商在越南受到不平等待遇,憑什麼移工在台灣要求討回七天假,阿伯氣憤不平離開現場時,還一邊說著:「太多了,真的是要太多了」。

這是台灣社會、民眾對移工議題的典型反應,也是移工在生活裡,面對的日常惡意,差別只是個別或集體的,在私人空間或公共空間面對。

看不見移工為台灣社會降低的成本?

當我們倡議移工自由轉換雇主,家務工要有法令保障,本外勞薪資能脫勾,廢除私人仲介等訴求,移工面對的是社會集體歧視,如:外勞在母國只賺幾千塊,台灣給的薪水已經夠高了;外勞要權益,跟他自己國家要;嫌台灣不好不要來。

政府面對這些權益訴求最常說:「聘僱外勞台灣負擔社會成本,這些權益需要尋求社會共識。」卻不去談移工幫雇主降低多少人力成本;不去談一個外籍看護工17000,一個本地看護工60000,移工降低了多少長照成本跟壓力;也不談廉價移工建設了公共建設,整體的協助台灣社會過一個進步方便的生活。

個別的移工坐在台北車站跟朋友聚會,被乘客白眼;想去看電影沒有看得懂的字幕或語言;要從台南到台北申訴,看不懂怎麼坐車,因為外語只有英文;走在路上被懷疑是逃跑外勞等。

各別的惡意或是社會環境的不友善,移工已經練就自然忽視這些惡意的能力。有時候是真的聽不懂,有時候是笑笑的讓它過去。不然怎麼過下去?

如果要討論移工的社會成本,我們必須去拆解這些惡意背後的利益得失,必須去面對所謂社會成本在哪裡?怎麼被計算?誰從中獲利?移工要的權益對誰太多?這些惡意的存在才有社會意義。因為這些人可能是引進移工後失業的中年工人,被國家剝奪居住權的遊民,或是長期被長照壓力壓垮的家庭照顧者,不然只是落入「可憐移工被台灣欺負 vs. 移工搶工作讓本勞失業」,這種讓當政者輕易推卸責任的二元對立。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看見】日常的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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